琴岛资讯
< 主页 > 琴岛资讯 > 学术资讯 >
“冒名顶替”事件的侵权法分析
作者:沈彦敏 2020-07-02 18:44

 2020年6月29日,随着《关于聊城市冠县、东昌府区两起冒名顶替上学问题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的发布,陈春秀、王丽被冒名顶替入学的事件暂告一段落。下一步双方如协商不成,受害人必将正式启动诉讼程序依法维权,要求各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根据《通报》的内容,陈艳萍等人的行为构成对陈春秀等受害人姓名权、受教育权等人身权利的侵害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如何据此确定行为人的赔偿范围、如何在法律范围内对受害人进行充分救济则要复杂的多。因此,笔者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

一、请求权基础

(一)《民法总则》第178条、第179条等;
(二)《侵权责任法》第3条、第6条、第8条、第9条、第13条、第15条等。其中,第15条明确规定了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同时,本案非特殊侵权,应当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受害人对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加以证明;

注:根据《通知》之规定, 因此,虽然冒名顶替行为发生在2004年,早于《侵权责任法》的施行时间即2010年7月1日,但因冒名顶替行为在该法施行后仍然存在(产生的损害后果多年来持续存在),因此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

(三)《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四)《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8条第2款;

(五)《意见》第1条、第23条、第24条、第54条、第85条等。特别是,该《意见》第54条明确规定:“使用冒名顶替等非法方法不法侵害他人的劳动、工作、就学等权利,造成他人精神痛苦,人格贬损和利益损失的,视为侵害姓名权、荣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有权请求侵害人赔偿因此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二、责任主体

虽然《通报》显示,陈春秀、王丽丽两起案件共计46人被问责,但行为人受党纪与行政处分与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并无必然联系,换言之,并非所有被问责的人员都会作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另外,《侵权责任法》第8条至第12条分别规定了共同侵权、教唆/帮助他人侵权、共同危险行为、多人分别侵权连带责任、多人分别侵权按份责任五种多人侵权类型责任及与之对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多数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因果关系更为复杂,出现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实属常事。因此,陈春秀等人向全部或部分行为人主张承担连带责任,相比要求单独侵权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4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所以在本案中,陈春秀等受害人只要拿出《通报》,即对整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上述人等是否全部以及如何承担责任,取决于其他涉案人员对陈艳丽、陈巨鹏、张峰合谋冒名顶替陈春秀一事“贡献”了多大的“原因力”,这些“原因力”能否作为法律事实在法庭呈现并被合议庭采信。
三、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据此,侵权案件受害人可根据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要求侵权行为人单独或者合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此类事件中,于陈春秀等受害者而言,可要求行为人通过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承担侵权责任,而最具现实意义的无疑只有赔偿损失,简要图示如下:

赔偿损失=赔偿物质损失(财产损害赔偿)+ 赔偿精神损失(非财产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其他人身权益受损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其他人身权益受损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有人格象征纪念意义的物品损失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

根据上述“公式”,陈春秀等受害人可向行为人主张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失即为造成受害人其他人身权益受损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造成受害人其他人身权益受损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关键即在于如何证明确切的损害结果以及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有、有多大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当然这也是难点所在。

(一)赔偿物质损失

先看一则案例,即同样发生在山东省的“齐玉苓案”(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 针对齐玉苓提出的赔偿请求,二审法院山东高院认为,“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后来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所支付的学费,是其接受该校教育的正常支出,不是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各被上诉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伤害,应当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标准,给齐玉苓赔偿精神损害费。齐玉苓要求将陈晓琪的住房福利、在济宁商校期间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作为其损失予以赔偿,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其时,《侵权责任法》尚未颁布,该法颁布后,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据此,因受害人人身权益受损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目的在于填补因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并遵循“完全赔偿原则”,即侵权人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赔偿数额取决于受害人能够证明的损失数额。但问题在于,本质上来说“人生”本来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体现、衡量的,起码无法全部用金钱衡量。最直接的,之于受害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与其所获经济利益的多寡并没有必然联系。

而如果受害人损失难以确定,根据法律规定则应以侵权人实际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即受害人在无法证明自身损失数额时应着力证明侵权人自冒名顶替特别是参加工作至今获得的劳动收入等因冒名顶替行为产生的收益。以侵权人实际获利计算赔偿数额问题同样存在:例如在“齐玉苓案”中未被法院支持的陈晓琪取得的助学金、奖学金、住房福利是否真的“于法无据”?

如果上述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已经能够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程新文:“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如何处理”,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1集第158页。)而如何最终实现判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也将极大的考验承办法官的法律智慧、生活智慧。

(二)赔偿精神损失

即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除《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外,《意见》第54条外,第85条规定的内容更为详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因受到不法侵害,造成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或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情形的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标准规定如下:

(1)侵害人是自然人的

一般性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一千元——三千元;

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三千元——五千元;

(2)侵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按照公民赔偿标准的五——十倍予以赔偿。

侵害人侵害行为特别恶劣、受害人的伤害程度特别严重或社会影响特别大的,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提高上述赔偿标准,但判决前必须呈报省法院复核。”

换言之,通常情况下,受害人能够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最高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但鉴于冒名顶替事件已经造成的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受客观条件限制受害人无法充分证明所受损害或侵权人所获利益、同时考虑到上述标准制定距今已近二十年之久这些客观事实,笔者认为法院会适用本条第2款的规定,呈报山东高院复核后在判决中提高赔偿标准。
笔者想说 法治愈清世界愈明
行文至此,对冒名顶替事件的侵权法分析也可暂时告一段落,笔者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也期望能在这个过程中与共同关心这一系列事件的各位师长、同仁、朋友进行讨论和交流。最后,笔者想说的是,高考作为当代中国最公平的竞争方式,作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之一,被以如此方式亵渎相信是所有现在、曾经、将要奋战在高考一线的学子、是千千万万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普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行为突破了教育公平的底线,突破了法治的底线、更突破了了做人基本良知的底线。当然,也要看到积极的因素:比如陈春秀等受害人勇于发声并依法维权的决心、比如信息时代事件发酵后引发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和持续关注、比如《关于聊城市冠县、东昌府区两起冒名顶替上学问题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的通报》展示出的有关部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等。笔者相信,随着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公民身份证明制度信息化及信息系统衔接程度的提高、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的觉醒、进步,诸如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可极大的降低,社会公平也能得到更好的实现。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联系我们

contact us